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是临床中常见疾病,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也逐渐上升,在因胆囊结石而行胆囊切除的老年患者(60~80岁)中,同时合并胆管结石达到31%~ 48% ,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腹腔镜、内镜器械的普及和教育培训的增多,传统治疗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的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的开腹手术有被取代的趋势。对于大于80岁以上的高龄患者,因其基础疾病多,手术麻醉的耐受性差,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高,腹腔镜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术的疗效和安全性仍有争议,国内外研究也较少,本研究探讨和评价治疗高龄患者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腹腔镜技术有效性和安全性。 通过回顾分析2011年4月至2017年5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普外科收治的130例大于80岁的高龄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患者临床资料,按手术方式分为两组: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68例,其中中转开腹2例(胆囊十二指肠瘘、胆总管结石1例;腹腔内广泛严重粘连,分离困难1例),本研究排除,实际入组66例,传统开腹组64例。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得出两组在术后常见的切口感染、胆道感染、结石残余以及胆漏等并发症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腹腔镜组肺部感染数少于开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切口感染均通过换药处理得到痊愈,结石残余可通过术后6周后行经T管窦道胆道镜检查时取出,胆漏患者通过引流管的局部冲洗引流后痊愈,胆道感染肺部感染通过早期经验性抗菌药物以及根据术中胆汁抽取、术后体液的培养+药敏来针对性用药后控制,两组患者术后30天内死亡数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开腹组主要死亡原因是术后肺部感染(2例),术后胆漏+肺部感染(1例),腹腔镜组术后肺部感染死亡1例,死亡患者均为急诊手术患者。 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是近年来开展比较成熟的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一种微创的手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一次手术解决2个不同部位的结石等优点。文献报道,80 岁以上老年人胆石症患病率为 38-53%,并且随着年龄增加胆总管结石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1]。在基础疾病多,机体代偿功能差的大于80岁高龄患者中,腹腔镜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研究,国内外报道相对较少,高龄患者是否适合腹腔镜手术尚不明确。 目前对于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的治疗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1、传统开腹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引流术;2、腹腔镜胆囊切除术(1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十胆总管探查术(1aparoscopiccommon bileduct exploration,LCBDE);3、LC+胆道镜经胆囊管取石术(laparoscopictranscystic stone extraction LTSE);4、LC联合术前、术中或者术后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内镜十二指肠肠乳头括约肌切开(endoscopicsphincterotomy,EST)取石术。而对于第四种方法由于常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进行,即使如此,也具有胆管结石残留率高,不能一次取尽结石,对于胆总管结石大于2cm、高位胆管结石的处理比较困难,而其诱发胰腺炎、上消化道出血、十二指肠穿孔、胆道逆行感染等并发症也较常见,我们研究表明ERCP术后有 18.2%的病人出现急性胰腺炎,4.5%发生胆道感染, 虽然均经非手术治疗得到缓解, 但增加了病人的痛苦,而且由于两次手术,总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较高[3],大于80岁高龄患者可能需要多次ERCP才能取尽结。而LC+LCBDE的成功率更高,并发症少。由于Oddi括约肌具有独特的解剖学结构和功能,在维持正常胆胰管压力、胆汁和胰液的精准排泄和分泌、防止十二指肠液的反流方面起重要作用,近年来对Oddi括约肌功能日益重视。 LC+LTSE虽然避免了胆总管上切口,但多受制于胆囊管解剖有无变异,胆管结石大小,胆管直径以及纤维胆道镜的直径和操作者的经验。传统开腹行胆囊切除和胆总管探查取石术是经典、安全的手术方式,但对于高龄患者,开腹创伤过大,增加手术风险,且术后疼痛以及康复时间较长,易发生术后并发症,LC十LCBDE除保留传统开腹手术的优点外, 还具备创伤小、康复快、术中视野清晰开阔等微创技术的优势,能在一次手术中同时切除胆囊并取出胆总管结石,在腹腔镜下一期缝合胆总管切口, 病人痛苦少、费用低、对于胆石大且多的复杂肝内外胆管结石或合并黄疸的胆道感染病人, 可于腹腔镜下留置 T 管引流, 快捷安全, 胆道残石可经 T 管瘘道二次处理无需住院。其他有在LC+LCBDE基础上的改良的手术方式,比如术中取石后胆总管内放入内支架引流后一期缝合,或者术中行ENBD后的胆总管的一期的缝合也是不错的手术方式。本研究中腹腔镜组高血压患者较多,P<0.05,但是其他基本资料均相类似,术后无心血管相关并发症。腹腔镜组手术时间以及术中出血量、术后止痛药物使用、引流管放置及术后住院等时间等均明显优于开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体现了腹腔镜下手术微创、术后恢复快,疼痛轻等优势,有助于提高高龄患者的生活质量。术后胃管留置可减少全麻术后恶心、呕吐及腹胀程度,但加重机体应激反应程度, 影响正常进食时间。尿管留置时间过长则可引起尿路感染, 妨碍患者早期活动。随着快速康复理念的推广和普及,腔镜组手术更符合快速康复的要求,本研究中腔镜组仅有9.1%的患者术前留置胃管而开腹组达70.3%,同样,腔镜组71.2%与开腹组93.8%的患者术中留置导尿管,不放置或早期拔除胃管以及导尿管对于减少术后胃液返流误吸导致肺部感染以及尿路感染,提高患者术后舒适感均有不少帮助。本研究中开腹组的急诊手术要多于腔镜组,考虑急诊手术医生对于腹腔镜技术的熟练度不够而对开腹手术的偏好以及患者家属对急诊手术、麻醉风险等接受程度相关。开腹组患者均放置T管,而腔镜组有12.1%的患者进行一期缝合,腹腔镜下的术野放大清晰,缝合针距容易控制,我们常采用5—0 Prolene线间断缝合或者4-0 v-loc倒勾线连续缝合,其缝合简洁时间短,避免了T管放置缝合固定的繁琐,省略了T管放置后的灌注实验,减少因此而形成的胆道的逆行感染,一期缝合也避免T管留置后胆盐的丢失造成水电解质和肠肝循环的紊乱,减少了患者由于T管留置带来的不适感和心理、经济负担,有利于术后早期进食和康复,增加依从性。连续缝合更基本杜绝了胆漏的发生,临床上为了观察以及安全,多数仍需在Winslow孔放置腹腔引流。有荟萃分析研究得出对比LCBDE一期缝合和放置T管组,前者具有术后胆汁性腹膜炎发生率低,手术时间短、术后住院时间短中位住院费用少,并建议是优先采用的治疗策略,国内研究也表明一期缝合也是安全有效的,但是需要较娴熟的腹腔镜下缝合技巧,且需要视术中情况灵活掌握其适应症,目前普遍认为一期缝合的适应症:1、术前影像学明确胆总管结石,无肝内胆管结石2、术中胆道镜结石取尽且与术前影像学资料符合3、胆总管直径一般大于8mm,胆管下段无狭窄僵硬、十二指肠乳头开闭良好4、胆管壁无严重急性炎症水肿改变。虽然一期缝合有较多有点,但是仍不能完全代替T管引流,在胆管内泥沙样结石、结石过大卡压胆管过久,或者合并肝内胆管结石、梗阻性黄疽、胆管炎症状明显、胆管壁僵硬时放置T管引流,可减少胆管狭窄或胆漏的发生率、便于术后胆道冲洗和T管造影,残留结石可经T管窦道胆道镜再次取石。本研究中开腹组均放置T管,胆总管结石大最大径大于腔镜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开腹手术由于术中有直接的触感可以直接挤压胆管内结石,结合胆道镜对于大结石的取出有一定的优势。 患者有无上腹部及ERCP手术史并不是决定患者手术方式的主要原因,腹部手术后一般6~12 个月炎症反应重、组织脆弱,随着时间的推移,炎症逐渐吸收,粘连减轻,数年后多为膜状粘连,可通过开放法置入Trocar行腹腔镜下探查来决定是否中转,我们临床资料中仅一例由于腹腔广泛严重粘连腔镜下分离粘连费时费力而中转。术后切口感染、胆道感染、胆漏等并发症两组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鉴于腹腔镜手术常规使用二氧化碳气腹,对于高龄患者是否具有心肺功能的影响,较多研究认为术中气腹对老年呼吸生理的不利影响明显小于开腹手术。本研究中设定腹腔镜下气腹压力较常规手术为低,为10-12mmhg,术中采用PEEP 正压通气,术后雾化吸氧等支持治疗,可迅速纠正通气功能障碍所致的高碳酸血症和低氧血症。术后无心血管相关并发症,平均手术时间在104分,短于开腹手术,术后主要的并发症为肺部感染,明显少于开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考虑开腹组患者手术创伤大,疼痛感强,术后无力排痰等原因造成肺部感染多,这也是造成高龄手术患者非手术死亡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高龄并不是手术的禁忌症,在积极合理的围术期处理下,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治疗80岁以上高龄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患者是可行、有效、安全、微创的手术方式,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基层普及以及腔镜技术培训的增多,必将满足更多高龄胆总石症患者的微创需求。 本文改变至本文作者发表于《中华肝脏外科手术学电子杂志》2018,7(4):289-294题为“高龄胆总管结石合并胆囊结石患者腹腔镜手术疗效”论著一文
目前我院普外科肿瘤患者术后的化疗以及术前转化治疗以日间化疗病房为主,为了让患者以及家属更好的了解化疗以及我院化疗绑卡等流程,我们制作了“化疗须知”,期待病友们更多的反馈来提升我们服务质量,使得更多患者得到有效、安全和满意的治疗。具体可下载文档仔细阅读。
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22年1月10日发布了《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版)》,本指南结合肝癌临床诊治和研究的最新实践,再次修订并更新形成,旨在推动落实并达成《“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的目标。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holangiocarcinoma,ICC)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Combined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cHCC-CCA)三种不同病理学类型,三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病理组织学、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其中HCC占75%~85%、ICC占10%~15%。本指南中的“肝癌”仅指HCC。本指南中主要的中国肝癌临床分期及治疗路线图见下图:具体原文可见附件下载!也可通过卫健委网站获取:http://www.nhc.gov.cn/yzygj/s7659/202201/a01ceb75c62b486fa459e36ba0fdfdbc.shtml
肝癌的临床分期对于预后评估,治疗方案选择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有较多分期方案,应用较多的有BCLC、TNM、JSH、APASL以及我们国内的CNLC等。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预后和治疗策略2022年更新版本自2021年11月19日网上更新以来,引起国内业界的广泛关注,不同的专业(肿瘤内科、肝外科、介入科等)进行了各自的解读。我们必须对这次更新须有基本的认识,通过阅读原文对此进行了基础的翻译(包括图表),并借鉴他人资料,形成一个翻译版,可能翻译有不恰当之处,仅供本人及关注和欲了解肝细胞癌治疗进展的人士参考!以下为翻译正文:BCLC预后预测和治疗建议策略:2022年更新引言自2018版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预后和治疗策略发布以来,肝细胞癌(HCC)的治疗取得了重大进展。鉴于各个学科都有进步,导致我们的治疗策略需要做出相应改变。也有些临床数据确实非常令人鼓舞,但我们认为并不是非常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总之,基于这些研究,BCLC小组首次邀请了部分组外专家共同制定了该版本HCC指南。预后预测和患者特征预后预测应根据肿瘤负荷和肿瘤相关症状进行分层。在上一版BCLC指南中,我们放弃使用Child-Pugh评分来评估肝功能,此次进行了更新。肝脏失代偿(黄疸、腹水、脑病)时,无论Child-Pugh或MELD(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如何,都说明肝储备功能很差;而代偿性肝功能则可通过增加白蛋白-胆红素(ALBI)评分及AFP水平进行分层。尽管这些指标可能影响预后,但如果肝功能水平不超出既往制定的标准,患者仍可能会治疗获益,此次我们将这些都纳入到2022年BCLC模型中(图1)。既往有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病史也是门静脉高压症患者肝功能更差的标志之一,我们选择治疗方式时需要考虑,但不纳入预后预测模型。腹水的程度和对治疗的反应也会影响预后,少量影像学腹水或低钠饮食即可控制的液体潴留,与大量腹水对预后的影响不同。对于体力状态(PS)评估,我们需要强调,PS评分是指肿瘤相关症状,而不是肿瘤诊断之前、与基础疾病相关的症状。但有时候体力状态下降是由肝功能造成的,而肝功能可能与肿瘤负荷有关,也可能与肿瘤负荷无关,这时候确实很难进行PS评分。临床试验中除了纳入BCLC分期外,同时会制定其他的纳入及排除标准,以确定患者的情况。而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除了使用BCLC分期,主治医师及MDT团队也要根据自身经验对患者进行准确地个体化评估。我们需要考虑到肿瘤范围及负荷、营养状况、合并症、年龄,社会关系、价值观及信仰等。分子层面,目前还没有指标可以预测患者预后,或者预测手术或消融后复发,或者根据分子标记物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我们知道,临床指南包括BCLC模型都是根据当前的知识水平和科学证据来制定的,最终的决定应由主诊医生和MDT团队做出,需要尽可能考虑到所有因素,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式。从最初诊断到确定肿瘤分期、制定最佳初始治疗及序贯治疗,MDT都是关键。个体化管理非常重要,临床决策和治疗建议不能仅基于一些简化的数字,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需要肝癌领域的所有专家,包括放射科、介入科、放疗科、病理科、护士、临床医生、外科医生以及姑息治疗专家和社会工作者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治疗以下我们将介绍每个BCLC分期的治疗方案。特别强调的是,每个分期都给定了首选的治疗选项,但综合患者的全部临床信息及社会文化因素之后,可能会发生变化,此处我们提出两个重要概念:治疗分期迁移(TSM)和无法治疗进展(UTP)。当综合患者的某些指标之后,我们认为应该建议其优先选择更高一级分期的治疗方式时,即为TSM。而UTP是为接受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治疗的患者开发的,但适用于所有BCLC分期。意思是说当患者出现治疗失败或进展时,其分期可能并没有改变,仍处于初始所在的BCLC分期,但这时应该考虑更晚分期相对应的治疗方案。2022版BCLC治疗指南(图1)设计了一个特定章节,即根据2021年9月15日前的可用数据,如何进行个性化临床决策。我们鼓励对任何分期的患者进行临床试验,以改善当前的治疗获益。再次强调,虽然BCLC决策图中对每个分期给定了初始治疗选项,但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可能会导致其转移到更高级分期的治疗选项(TSM)。甚至某些情况下,治疗可能会从最初建议的早期转移到晚期,甚至不进行治疗。BCLC0期定义为单发肿瘤≤2cm,无血管侵犯或肝外转移,肝储备功能良好且无肿瘤相关症状。BCLC-0期的治疗需根据是否能选择肝移植来确定,并需要考虑临床决策部分所描述的一些特殊因素。是否移植主要考虑了复发风险的问题,上一版BCLC指南中已经描述。如果既可以移植,又符合手术标准,手术切除是第一选择。选择肝移植主要是考虑到如果显微镜下血管侵犯或卫星灶会导致术后复发风险增加。但是不同地区的移植名单准入法规和优先政策可能会阻碍BCLC-0期患者的移植。如果肝移植不可行,首选方法是消融,它与手术切除的存活率相似。出现严重肝功能不全/失代偿的小肝癌患者如果符合标准可考虑进行肝移植。但如果由于非HCC因素不符合肝移植的条件,患者应被归类为BCLC-D期,这部分患者的预期生存率很低。事实上,患者可能因终末期肝病而获得移植优先权,而极早期肝癌的存在不是优先分配的原因。BCLCA期定义为单发肿瘤,不考虑大小,或最多3个结节(均≤3cm)的多灶性HCC,无大血管侵犯、肝外转移或肿瘤相关症状(PS-0)。肝储备功能需要良好且未达到肝移植标准,如果达到肝移植标准则预后不佳,应被归类为BCLCD期。如上所述,肝功能达到肝移植标准的患者应纳入终末期肝病的框架内。这种情况下,如果超出移植登记标准,合并HCC可能成为肝移植的排除标准。如果存在非HCC因素的肝移植禁忌,则没有有效的治疗选择。因此,应将患者分为BCLCD期。BCLCA期患者的治疗方法需依据肿瘤数量和肝功能程度。单发肿瘤:这些患者的治疗选择需要参考多个指标。首先应根据门脉高压的程度对肝功能进行分层,存在临床意义的门脉高压(CSPH)(clinicallysignificantportalhypertension,定义为肝静脉压力梯度(HVPG)>10mmHg)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长期存活率较低。需要注意,NAFLD(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HVPG测量的准确性存在争议。没有CSPH的患者,肿瘤负荷和位置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手术切除,如果术后病理提示高复发风险应考虑移植。高复发风险主要是指微血管侵犯和卫星灶。如果病理检查不存在这些因素,对于≤3cm的肿瘤,消融治疗与肝切除术的生存率相似,而且由于创伤小及成本较低,可优先考虑消融。但对于>3cm的肿瘤和特殊部位(例如,靠近胆囊)的肿瘤建议手术切除(见临床决策部分)。—如果患者存在CSPH,手术切除风险较大,肝移植的中长期生存率更高。但有些患者可能不适合肝移植,而且消融对直径大的HCC的疗效也有限。因此,对于存在轻度CSPH的患者,如果HCC位置适合的话,腹腔镜肝切除是一种选择。但到底门脉压力cutoff值为多少,目前没有答案,因此我们无法提出可靠的建议。符合米兰标准的多灶性肝癌(最多3个病灶,均≤3cm):肝移植是最佳选择,消融和手术均有高复发风险。如果无法移植,那么手术或消融的治疗效果是否比TACE更好是有争议的。应该进行前瞻性临床研究来证明这部分患者是否应该接受手术或消融治疗,而不是TACE。BCLCB期定义为多灶性肝癌(超过BCLC-A期标准),肝储备功能良好,无肿瘤相关症状(PS0分),无血管浸润或肝外转移。这一分期的肿瘤负荷异质性很强,即使都属于Child-PughA级,如果AFP水平不同、肝功能不同,预后也不同。但是,尚无公认的cutoff值。患者到底接受肝移植、TACE还是全身治疗应该由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决定。2022版BCLC指南根据肿瘤负荷和肝功能情况将BCLC-B期患者分为3组。第一个亚组是指界限清楚的HCC。这些患者如果符合“肝移植扩展标准”,可以选择肝移植。近年来,有学者提议扩大肝移植的标准,比如扩展肿瘤大小的限制或数量的限制,也可获得类似的生存率,但有人认为这会增加复发率,从而有损长期生存。同样,有报道认为允许患者出现米兰标准(MC)之外有限的无症状进展,与MC内的患者相比,生存率也是类似的,但同样,可能会有稍高的复发率和较低的长期生存。因此,能否接受扩展标准取决于该移植标准扩展以后对生存结果的影响是否最小。AFP水平升高预示肝癌复发的风险更高,生存率降低。多个研究小组确定了自己的AFP限值,超过该限值时,不考虑肝移植。普遍接受的标准为1000ng/ml,超过该数值不建议移植。降期治疗可能导致AFP降低,但AFP降低的幅度和/或持续时间尚无可靠数据。第二个亚组是无法进行肝移植的患者,但门脉血流良好,肿瘤界限清晰,选择性进入肿瘤供血动脉有可行性。这部分患者建议进行TACE。如果患者既不符合“肝移植扩展标准”,也不符合TACE标准,则应考虑进行系统治疗。第三个亚组是指弥漫性肝癌,肝脏广泛受累。这些患者的定义没有严格cutoff,他们不能从TACE中获益,推荐首选系统治疗。BCLCC期这一分期包括合并血管侵犯或肝外扩散的HCC患者,PS≤2分且肝储备功能良好。C期患者应进行全身治疗。如果患者符合临床试验的纳入标准,无论一线、二线还是后线治疗,都是有效选项。阿替利珠单抗(atezolizumab)与贝伐单抗的联合(AtezoBev)治疗是目前首选的一线治疗,因为与索拉非尼相比,阿替利珠单抗具有更高的生存效益,但是未与伦伐替尼(lenvatinib)做头对头的比较。从贝伐单抗中获益的患者一般要求肝储备功能良好(肝硬化代偿期,Child-PughA级),并且内镜检查中没有高风险出血点,存在食管静脉曲张者应接受适当的诊治,并且没有静脉曲张出血史,以便将出血风险降至最低。其他要求包括不存在血管病变、高血压、严重的自身免疫疾病及准备移植者。来自III期HIMALAYA试验的数据显示,替西木单抗(tremelimumab)联合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与索拉非尼和度伐利尤单抗相比,具有统计学上显著的生存获益因此,这些研究数据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临床决策。11月20日,COSMIC132试验的报告显示,卡博替尼(cabozantinib)和阿替利珠联合应用对PFS(无进展生存率)有显著获益处(HR为0.63),但在等待最终生存分析时,与索拉非尼相比,中期数据并未显示出显著的生存获益。疾病进展或毒副反应(导致治疗中断)后的治疗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在2020年之前,索拉非尼是唯一有效的一线选择,我们可以根据循证医学进行治疗排序。索拉非尼耐药者二线可选用瑞戈非尼(regorafenib),无论对索拉非尼是否耐药,二线都可以选择卡博替尼;如果AFP>400ng/dl,无论是否对索拉非尼耐药,还可以选择雷莫芦单抗(ramucirumab)。卡博替尼作为三线治疗也有效。而二线使用帕博丽珠单抗(pembrolizumab,Keytruda)对比安慰剂的研究中,西方试验没有达到主要终点OS,但在类似人群中进行的亚洲试验中则发现能显著改善生存。BCLCD期存在明显的肿瘤相关症状(PS>2),和/或肿瘤负荷大导致肝功能差、或非肿瘤因素导致肝功能差而无法选择肝移植的患者,短期生存率低,属于BCLCD期。晚期肝病患者发生HCC时,如果肿瘤负荷不超过移植标准也可以考虑肝移植。当HCC的治疗不会改变慢性肝病患者的预期生存,这类患者进行肿瘤治疗并不获益。这种情况下主要应该进行对症姑息治疗。根据BCLC建议,对于BCLC0/A、B、C和D期HCC患者的预期中位生存期应分别超过5年、2.5年、2年和3个月。临床治疗决策的制定2022年BCLC策略包含一个专家临床决策模块(图1)。它强调了医师和多学科肿瘤委员会应将不同的概念和参数整合到个性化的肝癌治疗方法中。BCLC0期患者根据图中的因素,可能需要根据患者特征提出不同的建议。射频(RF)或微波(MW)消融是首选技术,而出于技术或安全考虑时,经皮乙醇注射(PEI)仍然适用于部分的患者。如果由于位置或可用性等原因,消融(经皮或腹腔镜)不可行时,可考虑手术切除,可行性和安全性评估详见BCLC-A部分。无法手术时,TACE是首选选项。经动脉放射性栓塞(TARE)同样有效。立体定向放疗具有抗肿瘤活性,但仍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虽然RF和MW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均比较充分,但TARE仅用于单个结节≤8厘米的患者。这建议基于Legacy研究的结果,该研究入组单发结节小于8厘米、ChildPughA和ECOG-PS评分0/1的患者。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此研究中的中位肿瘤大小为2.6cm(0.9-8.1)。如果患者不适合接受这些局部治疗,则应考虑系统治疗,但患者应该符合相应系统治疗药物的纳入和排除标准。BCLCA期患者切除和射频消融对≤2cm的肝癌患者的预期生存率相同。肿瘤>2cm时,完全消融率低,局部复发率高,消融疗效不如切除。微波消融比射频消融的肿瘤坏死区更大,可用于≤4cm的HCC患者。较大的肿瘤手术切除更加获益,只要影像学检查未发现血管侵犯并且能保留足够的残余肝体积,任何肿瘤大小都不是手术禁忌。通过TARE进行放射性肝叶切除可能会增加残余肝体积,在某些患者中可以考虑应用。肝硬化患者进行大范围肝切除是有风险的,特殊部位的肿瘤手术可能不适合切除,这些患者可以考虑肝移植(肝移植)。但肝移植需要考虑肿瘤大小,此时可考虑是否符合肝移植扩展标准。另外,大肿瘤经常伴有肿瘤相关症状(例如疼痛),这些患者即使切除后也可能预后不佳。如果肝移植预期等待时间超过6个月,可以考虑进行某些治疗控制肿瘤,以防止肿瘤进展而无法移植。消融、化疗栓塞和TARE是最广泛使用的方法。腹腔镜/机器人切除术也能做到足够的切缘,而且创伤更小,术后并发症低,即使存在临床显著性门静脉高压(CSPH)的情况下对肝功能的影响也较小。因此,对于某些肿瘤大小可以选择消融的患者,如果肿瘤位于肝脏的外周部位,没有正常肝组织保护,可能会造成孔道种植,或者临近器官损伤,应该考虑手术切除。实际上,存在门静脉高压的情形下,即使非肝脏手术,术后死亡率也会增加,一年生存率也会降低,所以CSPH到底升高多少可以手术尚无定论,手术是可以考虑的。同BCLC0期的建议一样,如果患者不适合上述任何一种方法,则可应用治疗分期迁移(TSM)概念,考虑进行TACE治疗,或者符合Legacy入组标准的患者可以考虑TARE。由于这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肿瘤的中位大小<3cm,因此,该结论迫切需要其他研究进行验证。如果TARE也不可行,应考虑对患者进行全身治疗。2022年版的BCLC分期系统不建议符合米兰标准的多结节性肝癌进行手术。虽然手术切除的队列研究报告了令人鼓舞的生存结果,但手术与局部治疗的疗效比较需要前瞻性数据来验证。因此,如果一线治疗方案不可行,TACE是首选方案。但是超过8-10cm的肿瘤进行TACE的预后较差,可能与肿瘤侵袭或压迫导致的门静脉血流异常有关,而不是与主要肿瘤坏死有关。此外,大肿瘤很少没有症状。如果存在肿瘤相关症状,则应将患者归类为BCLCC期。事实上,有症状的患者(PS1)接受TACE治疗后的存活率明显低于无症状患者。BCLCB期患者拟行TACE治疗的患者,要求肝储备功能良好。胆红素升高超过2mg/dL或存在需要利尿治疗的腹水患者,TACE治疗的副反应增加,生存率下降。我们很难通过循证医学来严格定义何时应该TSM(有利于系统治疗),此时专家评估至关重要。目前正在进行的针对BCLCB期比较TACE和全身治疗的临床试验,有详细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可能会得出非常有用的信息,指导临床实践。TACE可使用碘油乳化化疗,然后用明胶海绵或其他材料栓塞(常规TACE),也可使用药物洗脱微球(DEB-TACE)。第一种会在循环中产生化疗药物峰值,增加毒性和术后疼痛,而DEB-TACE具有良好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两种方法的反应率和生存率并没有差异。每个团队都可以有自己的偏好。现有的比较空白栓塞和TACE的临床试验中,入组人群与我们建议接受TACE治疗的人群不匹配,因此无法提供有效信息。而且多数研究入组患者的异质性较大,导致荟萃分析也很难进行。因任何原因不适合TACE的BCLC-B期患者,建议进行系统治疗。如果无法进行系统治疗,则应考虑参加临床试验。尽管米兰标准(MC)仍然是肝癌患者选择肝移植最广泛的应用标准,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超越MC的部分BCLCB期患者,进行肝移植也能获得可接受的结果。很多中心修订了标准旨在扩展MC。但关于肝细胞癌肝移植扩大标准尚未达成共识。目前倾向于采用包括肿瘤生物学行为(研究最多的是AFP)和对新辅助治疗的反应等综合标准,来取代取代传统的形态学标准。普遍接受AFP>1000ng/mL应视为肝移植的禁忌症。AFP>1000ng/mL的患者如果对局部治疗有反应(至少降低到500ng/mL以下),其接受肝移植后与符合MC的患者预后相当。降期治疗已成为选择肝移植患者的可靠方法。降期治疗的目标是降低肿瘤负荷,以便残余肿瘤负荷达到肝移植标准,米兰标准是降期的最常见终点。不同地区纳入降期治疗的肿瘤上限各不相同,这就使得很难定义基线、治疗后分期以及疗效评估等的影像学标准。因此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如何最好地应用降期治疗。另外,由于供体短缺,仔细确定需要接受移植的患者名单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要将有限的捐助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体利益。活体捐赠可以解决捐赠短缺的问题,但到底是应该采用与尸体捐赠者相同的移植标准,还是适度将标准扩展仍有争议。同样,不同标准的存活率可能是相当的,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捐赠者的风险和患者利益之间的平衡并不一致。BCLCC期患者与索拉非尼相比,阿替利珠单抗-贝伐单抗可提高生存率,部分患者表现为完全缓解。真实世界数据将揭示因合并症或门脉高压相关出血风险而被排除在IMbrave150临床试验之外的患者比例。替西木单抗联合度伐利尤单抗的数据也优于索拉非尼,因此,一线治疗又增加了一种选择。但仍然有一部分晚期HCC患者不适合这两种方案,仍可考虑使用TKI(索拉非尼或仑伐替尼),这方面我们需要仔细分析患者的临床、放射学和生化指标,选择合适的治疗使得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保障。真实世界中可能会拓宽治疗适应症,但我们仍应关注临床试验中定义的临床和生化标准。真实世界的数据可以提供一些信息,但永远不能取代随机试验作为生存获益证据优势。特定人群中可以明确这些应用的安全性,但在没有随机试验的情况下,生存获益只能是推测性的。阿替利珠-贝伐单抗是首选的一线治疗,而关于替西木单抗联合度伐利尤单抗研究结果将影响一线治疗方案的选择。如果这些方案因任何原因都不可行,则必须考虑到仑伐替尼和单药度伐利尤单抗均不劣于索拉非尼,现在我们需要评估的是现有的二线方案对于一线接受这两种治疗的患者中是否仍然有效。此外,还需要评估索拉非尼、仑伐替尼或度伐利尤单抗是否应被视为“事实上”的二线选择,或者说在阿替利珠-贝伐单抗治疗后是否仍然有效。这方面没有可靠的数据,因此无法进行基于证据的推荐。目前正在进行的几项试验可能会解答一些目前的疑问,也可能会增加一线治疗方案和/或改变现有的治疗顺序。随着新方法有效率的提高,降低肿瘤负荷方面的增强,有些初始因肿瘤负荷过大而放弃的患者可能会因降期而获得潜在根治治疗机会。肿瘤仅累及肝脏的患者中TARE可能与索拉非尼疗效相似。但在比较TARE、TARE联合及单药索拉非尼的III期试验中,TARE并未体现出优效性,该研究也不是非劣效设计。因此,在获得阳性试验之前,无法提出基于证据的建议。疾病进展的临床治疗决策制定传统肿瘤学认为发生肿瘤进展是治疗失败的反映,需要换用二线治疗。实际上,经手术切除、消融或TACE治疗的患者在成功治疗第一个肿瘤后,进展可能仅表现为出现新的肝内病灶。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些治疗是可重复的,肿瘤可再次得到控制,并有可能完全缓解。事实上,进展有不同的模式,其预后和治疗也截然不同。这一概念是多年前为接受TACE治疗的患者提出的。初次治疗可能很成功,但在随访期间会出现新的肿瘤。如果只是肝内,患者的肝功能和体力状态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可能进行新一轮的TACE。相反,如果进展表现为门静脉侵犯或肝外转移或出现肿瘤相关症状或肝功能明显受损,则不建议继续TACE治疗。这种情况即为出现无法治疗的进展(UTP),可考虑进行全身治疗。因此,这些特定的进展情景意味着不同的预后和不同的治疗建议,与我们常说的“进展”的临床含义不同。面对这些进展的异质性和进展后患者的个体差异,需要MDT讨论来制定最佳治疗方案。接受系统治疗的患者也需要对进展模式进行分层。前瞻性研究表明,表现为原病灶增大或新发肝内病灶的进展方式预后明显优于表现为新发肝外转移或血管侵犯的进展方式。因此,我们提出了BCLC进展预测模型,如图2所示。患者可以在BCLCB期或BCLCC期开始系统治疗。如果BCLCB期的患者进展后仍在B期的范围内,我们称为为BCLCp-B。BCLCC期的患者如果是原病灶增大或出现新发肝内病灶,称为BCLCp-C1,如果出现新的血管浸润或肝外转移,称为BCLCp-C2。这种根据进展模式对患者进行分类来预测预后的方法已得到多次验证。虽然进展模式不能预测治疗疗效,但在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分析中可以应用,因为临床试验中我们需要进行合理的生存假设,从而评估新药对生存的影响。总之,我们更新了BCLC预后和治疗策略。它结合了最新的HCC临床数据,描述了HCC诊断后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确定初始分期,结合患者的状态对患者进行分层。并与第一次治疗建议相关联。第二步是确定首选治疗方案,应综合考虑患者的各项指标,根据目前的科学数据,提供可达到最佳生存的方案。第三步是“制定临床决策”,与第二步不同,此时需充分考虑到个体层面的复杂性,结合治疗分期迁移和无法治疗进展的概念进行个性化决策。当然,没有哪个指南能为每位患者提供精确指导。我们应对每位患者进行多方面评估,组建MDT并积极参与。为了能帮助MDT提出有效的个体化方案,建立一部明确的初始治疗方案非常关键,其BCLC的定期更新目的也正是如此。附件:历史各个版本的BCLC分期如为患者需要咨询肝癌相关问题可微信扫描下方我在好大夫网站工作室的二维码:原文连接: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801630/BCLCstrategyforprognosispredictionandtreatmentrecommendation:The2022updateJHepatol.2022Mar;76(3):681-693.doi:10.1016/j.jhep.2021.11.018.Epub2021Nov19.注:部分资料图片来源于网络“原发性肝癌BCLC分期:2022更新”北大肿瘤肝胆外一科刘铭副主任医师的网文,特此感谢!
cortactin 是位于染色体11q13区上的CTTN基因(以前也称为ESM1基因)所编码,具有多种不同细胞功能的蛋白质,1991年最初是作为致癌的酪氨酸蛋白激酶v-src的底物而被鉴定发现的[1]
胆道结石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病,它包括胆囊结石、肝内胆管、胆总管结石,它又叫胆石症。胆道结石一般与神经内分泌系统机能失调、胆汁比例失调、胆道感染有关。在日常生活里,以下因素都会引发胆道结石:长期食入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不按时进餐、长期禁食缺乏营养、蛔虫进入胆道造成感染等。胆道结石的高发人群为以下几种:有胆道结石家族遗传的、50—80岁的老年人、经常进食过于油腻食物的、吃甜食过多的、长期不吃早餐的、过于肥胖的,临床以胆囊结石最为多见,在上海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约1/4的老年人患有胆囊结石伴或者不伴有(胆总管结石)。常见引发胆囊结石的因素有:1、长期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饮食使体内胆固醇增加,造成胆汁中胆固醇过饱和。2、某些肠道疾病由于丧失了胆盐,也使胆固醇处于相对过饱和状态。3、不能按时进餐,胆汁在胆囊内潴留时间过长。4、胆道感染,胆囊壁发炎,其收缩功能减退。5、某些溶血性疾病或肝硬变时也可导致胆囊结石,结石多半是黑色结石。6、妊娠引起的胆汁淤滞,神经系统平衡失调,也可引起胆囊结石。7、长期禁食、静脉内营养,可导致胆囊内胆汁淤滞,结石形成等。临床表现1、胆囊结石在早期通常约60%的病人无明显临床表现,于查体或行上腹部其他手术而被发现。2、部分单发或多发的胆囊结石,在胆囊内自由存在,不易发生嵌顿,很少产生症状,被称为无症状胆囊结石。3、胆囊内的小结石可嵌顿于胆囊颈部,引起临床症状,尤其在进食油腻饮食后胆囊收缩,或睡眠时由于体位改变,可以使症状加剧。4、当胆石嵌于胆囊颈部时,造成急性梗阻,导致胆囊内压力增高,胆汁不能通过胆囊颈和胆囊管排出,从而引起临床症状,通常表现为胆绞痛。治疗指导治疗首选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已成为治疗胆囊结石的“金标准”术式,以其创伤小、恢复快为明显特点,为广大患者所认同。若术前病史、临床表现或影像检查证实或高度怀疑胆总管有梗阻,或术中证实胆总管有病变。则考虑行开腹胆囊切除术,必要时行胆总管探查术。目前业界对于保胆取石持争议的态度,而且不建议行保胆取石,原因主要是一是成石原因未完全改善,而是可能会遗漏早期的恶性肿瘤的可能,特别是对胆囊结石伴有胆囊息肉者。饮食保健胆囊结石吃什么好?宜粗粮、新鲜蔬菜、大蒜、洋葱、香菇、木耳能降胆固醇,宜食用。食用含维生素A或维生素K丰富的蔬菜:例如花椰菜就含有丰富维生素K,富含维生素A的蔬菜还有:胡萝卜、西红柿、菠菜、大豆、青豌豆。忌高脂肪食物,猪油、油炸食品,油多的糕点也不宜多吃,忌食辛辣刺激的调味品,如辣椒、胡椒、辣椒油、五香粉、胡椒粉、麻辣豆腐等。忌烟、酒、咖啡、浓茶、人造奶油、汽水、糖制品、巧克力。部分素材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本人。
Gardner综合征是FAP(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家族遗传腺瘤性息肉病)的一个亚型,以肠道息肉、多发骨瘤、牙齿异常、皮肤和软组织肿瘤(包括硬纤维瘤)为特征。约有10%的FAP患者伴有此综合症,1951年由Gardner首次报道而将其从FAP中分离出来。Gardner综合征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临床以广泛结肠和直肠的多发息肉为特征,由腺瘤样息肉基因(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APC)突变而发病,有高度恶变潜能。本病发生呈家族倾向性,但25%的患者无明显家族史。Gardner综合征可发生于2~70岁患者,未治疗的结直肠息肉通常在40岁以前发生癌变,故其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至关重要,而骨瘤、牙齿异常等结直肠外表现通常较结直肠息肉出现早,使Gardner综合征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成为可能,避免发展为结直肠癌。一、早期诊断1结直肠外表现 1.1骨瘤 70%的Gardner综合征患者可发生骨瘤,临床表现早于息肉。大部分骨瘤发生于颅面骨,因为骨瘤最常侵犯的骨为上颌骨和下颌骨,很多患者最初常到牙科就诊,但也可发生于鼻旁窦、下颌角等,长骨甚至指(趾)骨也可能受累。骨瘤通常是无痛的,通常在儿童及少年时期开始逐渐生长,在成年逐渐形成骨瘤。骨瘤的发生通常较息肉发生早10年。骨瘤可能是诊断Gardner综合征的敏感指标,是诊断Gardner综合征必不可少的症状。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骨瘤已被建议为一种Gardner综合征的筛查方法。1.2硬纤维瘤硬纤维瘤( desmoid tumour,DT) 是一种罕见的良性肿瘤, 不会发生转移, 但可发生局部浸润性生长。Gardner综合征相关的硬纤维瘤通常位于腹腔(腹腔内DT85-100%位于肠系膜),腹壁,甚至可发生于颅底,多位于外科手术部位,故对FAP患者应加强术后随访,主要通过影像学检查(CT或MRI),以早期诊断硬纤维瘤。该病发病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与硬纤维瘤发病有关的因素包括遗传易感、创伤以及体内性激素水平。硬纤维瘤的发生也较结直肠息肉出现早,腹壁硬纤维瘤或偶在CT检查时发现腹腔硬纤维瘤,有时可为Gardner综合征的早期诊断提供线索。硬纤维瘤病多为散发,很少有多中心有足够的病例进行前瞻性的研究以指导诊断。Church 等建立一个FAP相关的腹内-腹部硬纤维瘤病的分期系统,此分期系统以硬纤维瘤病不同的临床表现、结果、治疗为基础将硬纤维瘤病分为IV期(I期是指无症状,肿块直径小于10cm,肿块大小无增长;II期是指症状轻微,肿块直径小于10cm,肿块大小无增长;III期是指症状中等,或有肠梗阻或输尿管阻塞,肿块直径10~20cm,肿块增长缓慢;IV期是指症状严重,肿块直径大于20cm,肿块增长迅速)为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提供了合理的分层因素。1.3皮肤及软组织肿瘤 冉龙武研究发现软组织肿瘤生长及性质与年龄有着密切关系。软组织肿瘤的发生均先于结直肠息肉,多在儿童及少年期出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软组织肿瘤开始缓慢增多及变大,至青年期后趋向于稳定。此外,肿物随着不同年龄的出现而性质亦不同。20岁之内出现的软组织肿瘤大多为硬纤维瘤及纤维瘤,多见于颈背部。20~40岁所出现的软组织肿瘤以皮脂腺囊肿居多,颜面部与胸背部为其好发部位。4 0岁以上出现的软组织肿瘤多为脂肪瘤 、脂肪纤维瘤 、神经纤维瘤 ,以胸背部及四肢多见。1.4其他 牙齿异常如牙瘤、阻生牙、多生牙,常和骨瘤同时出现,也是Gardner综合征的早期症状,可作为筛查指标。2 基因筛查 对有骨瘤、皮肤及软组织肿瘤等的患者应筛APC基因突变。检测方法有直接突变检测、连锁分析 、APC基因相关多态性分子标志分析。目前最常用的方法为截短蛋白的检测,敏感性在90%左右。单等位基因突变分析(monoallelic mutation analysis,MAMA) 可能检出超过95% 的异常。Bruno等认为因为存在体细胞镶嵌现象,对于没有APC基因突变家族史的患者也应行APC基因检测。 3纤维结肠镜检查 很多研究发现Gardner综合征或FAP患者未经治疗的结直肠息肉100%恶变,因为其高恶变率,故对APC基因突变的患者应在10-12岁甚至更早开始行纤维结肠镜筛查,每年一次直到35岁,此后每2-3年一次。4放射学检查 发现骨瘤及牙齿异常患者应行口腔X线检查,骨瘤的放射学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基底宽的不透X线的肿块。CT检查可明确病变的数量、位置以及与周围组织的毗邻关系。Kamel等等发现锥形束计算机体层摄影术(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可更精确的描述Gardner综合征患者的骨损害,且射线量较普通CT低5倍,并且费用低,在骨瘤、牙瘤等的评估、治疗中有重要的作用。5高危人员随访 本病子代患病的可能性为50%,故积极地随访对发现临床前患者非常重要。患者及高危人员应接受遗传学检查。对于APC基因突变的患者,对其家族成员应行基因筛查及随访。对基因携带者的临床检查应始于5 岁,每年接受全结肠或乙状结肠镜检直至 65 岁。二、早期治疗1 肠息肉的治疗对Gardner综合征未经治疗的结直肠息肉有高度恶变可能,几乎100%恶变,平均恶变年龄在36岁,因此对纤维结肠镜筛查发现结直肠息肉患者应行预防性直肠与结肠切除术。手术方式有结肠直肠全切除+ 永久性回肠造口术、全结肠直肠切除+ 回肠贮袋成形+ 直肠鞘内肛管吻合术、结肠全切除 +部分直肠切除+直肠黏膜剥除+回肠贮袋肛门吻合术(ileal pouch anal anastomosis,IPAA)等。Hassan等研究发现IPAA术后长期并发症少,有更好的肠功能,更好的生活质量。Gu等认为IPAA是最好的手术方式,因为它不仅切除了大部分病灶以预防癌变,而且保留了肠功能及性功能,避免结肠造口术因而提高了生活质量。为了保证回肠吻合口的愈合,可暂时行回肠造口术,当吻合口愈合时,再行回肠造口闭合术。远端回肠将取代结肠的功能,吸收水分。2硬纤维瘤的治疗Bertario等描述84%的FAP相关的硬纤维瘤在腹部外科手术5年内发生。Kenning等描述了脑膜瘤术后患者术后2年在手术部位发生硬纤维瘤,完全切除后随访7年无复发。硬纤维瘤的治疗争议较大,目前的结果都是基于少数 F A P伴发和散发 D T病例的经验之谈, 缺乏循证医学的依据和有效方法,特别是腹腔内硬纤维瘤的治疗效果极差,死亡率高。随着Gardner综合征预防性大肠切除的广泛开展,硬纤维瘤已成为大肠癌外 F A P的主要死亡原因。当前 F A P伴发 D T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手术、C O X - 2抑制剂和雌激素拮抗剂,化疗及放疗等。非选择性 C O X - 2抑制剂主要使用舒林酸,选择性有罗非昔布(rofecoxib)和塞来昔布(celecoxib),抗雌激素药物有三苯氧胺(tamoxifen)和雌昔米芬(toremifen)。化疗药物主要是用对纤维肉瘤有效的阿霉素加氮烯咪胺或卡铂。Bhama 等报道腹部硬纤维瘤导致的并发症,全身细胞毒疗法联合多柔比星和异环磷酰胺治疗可成为有益的疗法。F A P伴发 D T的治疗,于恩达等建议:对位于腹壁的病例首选手术治疗,复发可考虑再手术。而位于腹腔内的不论大小首先给予一线药物(舒林酸+雌激素拮抗剂)治疗。6个月复查 C T,如肿瘤缩小或被控制,可继续治疗,必要时可持续数年;如肿瘤仍在生长,瘤体广泛,产生明显症状者应考虑加用化疗,使用阿霉素联合卡铂;对生长迅速巨大的开始就可采取一线药物治疗加化疗。腹腔DT导致肠梗阻、肠坏死、输尿管梗阻、腹腔脓肿等,方可考虑手术,目的是解除并发症,而非试图切除DT。Ilaslan等报道用射频消融法治疗4例硬纤维瘤患者,随访4-68个月(平均30个月)无复发。3其他并发症的治疗骨瘤、牙瘤对于有症状的病例或影响外观时采用手术治疗,对皮肤其他软组织瘤可行手术切除。三、展望预防性大肠切除的开展可减少结直肠癌的发生,但前提是必须早期诊断Gardner综合征。对于Gardner综合征的早期诊断及治疗,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如:( 1 ) 进一步研究 APC基因突变及其检测方法; ( 2 )发展更便捷、 更准确的遗传学普查方法;( 3 ) 开展临床前患者的诊断和息肉综合治疗及预防; ( 4 )建立较完善的患者随访终身制和家族随访系统制。(5)建立完善的全国随访网络。(6)开展多中心循证医学研究,制定确定行之有效的治疗措施。
近日,由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上海市抗癌协会主办,复旦大学胰腺肿瘤研究所、中国医师协会机器人医师委员会、上海市医学会普外专业委员会胰腺外科学组协办的“2016第二届华东胰腺微创外科论坛——中国抗癌协会胰腺专业委员会微创诊治学组全国巡讲(上海站)“腹腔镜微创技术在胰腺肿瘤外科手术中应用”学习班在上海举办。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胆胰外科王巍 本次论坛开幕式由大会执行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胆胰外科中心主任王巍教授主持,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俞卓伟院长、现任主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王春友教授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全志伟教授等领导专家致欢迎辞。来自国内顶级专家、学者及参加学习班的专科医生300余人,共聚一堂,共同研讨胰腺外科领域微创化的发展方向。 本次大会主旨是“胰腺微创技术的关键和临床实践”。来自国内胰腺微创外科领域内的苗毅教授、彭承宏教授、牟一平教授、刘荣教授、虞先濬教授、戴梦华教授、陈汝福教授、傅德良教授、洪德飞教授、王坚教授等50多位著名专家从“胰腺和胰腺手术、胰体尾切除术:技术和评价、微创胰腺手术:技术关键和总结、腔镜十二指肠切除术:个人经验”四个方面作了精彩演讲和手术演示,使胰腺外科高精尖手术与参会者分享。 据大会执行主席王巍教授介绍,微创外科技术现已普及到外科各个领域并广泛开展,但在胰腺外科领域,受到胰腺解剖特殊性及胰腺手术复杂性的影响,微创技术运用发展缓慢。近年来,随着机器人辅助外科系统、高清腔镜以及3D腹腔镜的出现,术中能量平台如超声刀和电外科工作站大血管闭合系统的运用日趋熟练,给胰腺外科领域微创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各种胰腺手术如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胰中段切除术、胰体尾切除术均能在微创技术下完成,且手术展现其特有的技术优越性,但这些手术仍局限在少数大型医疗中心。为了推广和普及胰腺微创技术,我们曾于2014年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华东胰腺微创外科论坛,该次会议邀请了国内顶级专家研讨胰腺微创技术,会议取得良好反响。两年来胰腺微创外科迅速发展,各种胰腺微创手术流程渐趋成熟,国内已涌现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逾200例的单位,为了总结两年发展经验、展望胰腺微创未来、推动胰腺微创技术流程化规范化,特地举办第二届华东胰腺微创外科论坛。 据悉,为了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普外科这集全科之力,内容前瞻、组织有序,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也推动了国内胰腺外科的发展交流,这也为华东医院胰腺外科事业发展的提供了又一良好契机。